第二，有关立法规定的司法解释的对象限于（狭义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的作用是保障（狭义的）法律正确实施。

由于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采取列举主义，《宪法》第二章明文列举了公民享有的各项自由与权利，本不涉及所谓未列举权利的问题。因此，社会权并不存在限制与否的问题，而只存在法律保障是否有力的问题。

[31]同注[10]，第96—97页。二是将其建构为概括限制条款也不能解释《宪法》第38条对人格尊严的高度保护。[47]基本权利的限制体系按理来说也应当涵盖《宪法》第二章规定的所有基本权利。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这里仍以吸烟为例：至少就控烟而言，我国虽然目前并没有全国性的控烟立法，但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8年以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哈尔滨、天津、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13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控制吸烟地方性法规[21]。

它没有顾及各项基本权利之间的性质差异，而公共利益的标准也含混不清，有时候很难调整具体的基本权利的实践活动，有时出现借口维护公共利益，侵犯基本权利的现象[59]。[5]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日]高桥和之补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75页。1975年《宪法》是在文革期间制定的，整部宪法共30条，在内容和结构上均有重大缺陷，且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其第28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例如，在解释作为《刑法》第120条之六持有宣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时，要尤其注重对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实质限定，只有以恐怖主义为目的的持有才会构成本罪，[72]此目的之外的持有应视为行使信息自由的行为。另从比较的视野观察，即便对人格权采广义说的日本学者芦部信喜，也没有将信息自由纳入其中，而是认为其落入表达自由的保护范围。事实上，这种区别也基本符合学界的主流观点。[71]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86页。

[20]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的基本权利所保护时，公民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寻求救济。（一）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在1958年的药店案中，德国宪法法院正式将源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移植入宪法领域，以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笼统而言，由于表达自由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宪法上居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因此，对限制表达自由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一般遵循严格审查标准。由此，公权力机关可以保障其他公民的隐私权为由，限制公民的信息自由，但当公民对信息自由的行使针对的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和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则同样有义务考量隐私权保护作为限制信息自由的正当理由的合理限度。因此，只有基本权利主体的某种行为（包括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符合该项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在其保护范围之内，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行使，才会受到宪法保障。但没有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并不意味着本文的讨论都是空谈，宪法的精神就无法影响到普通法律的解释。

[13]这一删除客观上更凸显了表达自由的防御权能，有利于基本权利规范形式效力的展开。二是应选择最低限度的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随着现代行政规制国的兴起，国家职能已扩张至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权利限制构成的判断标准也有所放松，但即便根据传统的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强制性和高权性五要素判断标准，[46]上述事例中的公权力机关也明显构成对信息自由的限制。我国1954年宪法的表达自由条款的前段与现行宪法完全一致，差异在于，前者后段还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因此，广电总局的通知符合狭义比例原则。根据这一审查基准体系，例（3）中广电总局对相亲类节目的整治当然属于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而受到整治的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低俗涉性内容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等内容无疑是低价值言论。

[3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10页。我国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这《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人权天然的开放特质，改善了以往基本权利体系的封闭性，为扩大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可以依照人权条款提炼现有条款中隐含的新的权利类型。

事实上，通知提及的羞辱或人身攻击低俗涉性内容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毕竟只是表达自由的外围部分。 注释: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数据保护的软法机制研究（项目号2022WKYXQN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有鉴于此，为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妥当的做法是以整个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为视野，对各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融贯的解释。在前两个事例中，公权力机关没收报纸，以及降职和调离岗位等具体行为本身即是对相对人的处罚措施，即便收缴报纸这种看似算不得处罚措施的行为，毫无疑问也直接限制了订阅用户和读者的基本权利。而对针对高价值言论的限制，法院以严格审查标准为基础几乎，全作违宪认定，对针对低价值言论的限制，法院通过类型化的利益衡量进行严格审查。进一步言之，这种不愿意可看作是《宪法》第51条中的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从作为整体的社会主流道德观的角度看，其恰构成《宪法》第24条和国家基于该条款所享有的规制权的社会基础。

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此时，公权力对该行为的限制才产生宪法上的合宪性疑义。然而在我国，宪法上严格意义的信息自由与知情权存在概念上的分野，两者具有不同的规范基础。

[56]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与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依附性，禁止对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持有可以起到堵截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效果，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因此限制公民接触和持有此类信息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49]由此观之，主动散布有损国家形象的不实谣言虽落入表达自由的规范领域，却是应受限制的表达行为。

[24]即便在第二种解释方案内部，学界关于此项宪法人格权保护范围也有不同意见。一位面色严肃的人挤进人群，撕掉了墙上的复印文章。[61]参见《广电总局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载《经济日报》2010年6月13日，第8版。总体上，这一原则并不要求完全达成目的，只要相关措施能够促使目的的实现即可。

从外观上看，这是典型的持有型犯罪。但在宪法理论上，这类机构则属于公法营造物，并非完全不能成为基本权利限制主体。

笔者认为，在人权条款的价值和效力辐射下，可以从表达自由条款中解释出信息自由。但与此同时，合宪性审查机关不仅应就公民行使信息自由的行为是否有碍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作出认定，更应对作为公权力机关的判断标准，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4条和第5条是否符合宪法关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目的进行审查，从而确保对公民自由的限制符合正当目的。

因为即便承认修宪者当时聚焦于恢复法制以安定秩序，但在事实上，当时社会中也早已对保护公民不再受干涉地获取信息的自由提出了规范需求。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从正面构成国家的职责，也从侧面构成国家限制涉及此安全领域内公民活动的正当理由。

[60]参见黄明涛：《宪法上的文化权及其限制——对文化家长主义的一种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68页。[13]但对表达自由条款而言，1980年9月的修改却遭到学界不应有的遗忘。[65]换言之，二者都认为基本权利之间并非等价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价值位阶，越是关涉民主政治正常运作和个人人格自主完善的基本权利，越要给予更强有力的保障。这种结构安排与人的尊严条款成为人权保障乃至整个宪法的价值基础及逻辑起点的功能定位完全是契合的。

[69]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 S.15, 24(1973).[70]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1页。换言之，根据双重审查基准下的合宪性审查方法，同样可以得出例（3）中公权力对某些信息的限制是合宪的结论。

从表面上看，其中必然包含着与他人的沟通交流、阅读书报、参观展览、访问网站等行为要素，因此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宪法上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也即学理上的表达自由。[51]也就是说，即便在人肉搜索这类直观上看必然关涉公民隐私权的行为领域，也并非毫无信息自由的存在空间。

对于该条款，我国宪法学界目前存在三种解释方案。其他从知情权具有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益功能面向来理解有关信息自由问题的典型文献，可参见赵正群：《得知权理念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实践》，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第49-55页。